美利坚为什么生而危险

如果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得知，甚至当美国尚处在襁褓之中的时候，世界上许多人就将它视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他们将感到十分吃惊。

世人在提到美国革命前后几十年这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他们想到的往往是“孤立”“不卷入”“中立”之类的词语。正如新教牧师约翰•温索普的一句名言所说，早期美国人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为他人所效法的“山巅之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重申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孤立主义内核，反对承担外部的义务，表达了典型的美国愿望：希望置身于这个腐败世界之外。门罗主义则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孤立主义和与世隔绝的传统。诸如此类的说法也得到广泛认可。

首要的原因，是他们的侵略性和似乎对领土与支配性影响力不知餍足的欲望。在18世纪20年代后期，一个墨西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是一个最为“野心勃勃的民族，毫无诚信，总是觊觎着邻国的土地”。自17世纪早期以来，在整个北美大陆一直遭到驱赶的印第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不仅如此，先后被美国人从土地上驱离和从水道上赶走的西班牙人、法国人、俄罗斯人，还有英国人，同样也是这么看待这些被法国外交官形容为“人多势众”“好战”“不安分”的美国人的。这些野心勃勃的美国人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美国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及其附带的似乎要吞噬掉其所触及的一切文化的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所构成的危险，如果不是比前者更令人担忧，那也是与之旗鼓相当的。1794年，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警告说，美国的人口和文化都“在寂静中推进和增殖”，“对西班牙人来说，其可怕的程度不亚于他们的武器”。

这个基于人类平等和天赋权利原则建立的共和国甫告成立，立即得到世界上许多人的赞美和祝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却是忧虑重重的。西班牙驻巴黎大使评论道，“这个联邦共和国诞生时可谓是一个侏儒”，“但它成长为巨人的那一天终将来到”。这位大使深信，这个国家可怕的力量源泉，在于它的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府，“信教的自由，在一片广袤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族群的便利，以及一个新政府的优势，将吸引大洋彼岸各个国家的农民和工匠。不出几年，我们将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个专横的巨人的存在”。

紧随美国革命之后的数十年里，革命的浪潮席卷大西洋，保守的君主制和专制制度的维护者越来越惊恐地注视着这些浪潮。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王子警告道：“如果这股邪恶学说和罪恶范例的祸水蔓延到整个美洲”，“我们政府的道德力量，以及使欧洲免于彻底瓦解的传统制度的命运将如何？”当詹姆斯•门罗总统在1823年宣布后来广为人知的门罗主义之后，梅特涅担忧“我们眼见着成长和壮大的”美国人，已经“突然变得不再满足于现有的空间对其野心的桎梏……并以一种”与美国革命本身相比“更具挑衅性、一样毫无顾虑、危险程度不相上下的全新的反叛行为，使欧洲惊恐不安”。

这种自我意识的缺乏自有其优点。它有时使得世界上很多人更能容忍美国巨大的权力，因为一个对自身行为如此缺乏意识的国家，与一个有着扩张和征服蓝图的国家相比，可能显得危险性小一些。但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即美国人常常意识不到他们的扩张主义倾向——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战略的和文化的——碰撞和侵扰了其他族群和文化。当得知他人仇恨他们，对他们感到嫉妒，甚至对他们的力量和影响感到恐惧时，他们往往感到吃惊。因此，他们不能预见他们视为正常的扩张行为将可能激起的针对他们的反应，有时是暴力性的反应。

这种自我意识的缺乏还以另外一种方式成为一个问题。美国人不仅常常看不到他们的行为可能激起的别人的反应，他们甚至不能准确地预见他们自己的反应。美国的历史就是由这个不断重复的意外构成的。美国人不仅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感到吃惊，而且对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做出的回应感到吃惊。许多美国人深信，他们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都不在乎，然而当事情发生后，他们却发现他们的确在乎。就像霍华德•霍克导演的电影《逃亡》中，劳伦•巴克尔对汉弗雷•博格特所说的：“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我要做什么默不作声——而一旦我做了，你又感到痛苦。”在1944年的那部电影中，出演博格特的哈里•摩根是走出孤立的一个孤立主义的美国的象征，而巴克尔的那句台词则可概括美国400年的对外政策。

《危险的国家》曾荣获约瑟夫•雷普戈德图书奖，作者是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外交政策批评家罗伯特·卡根，他曾多次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顶级百位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