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年5月汉灵帝驾崩，一场权力火拼随即在帝都洛阳展开。大将军、外戚何进被宦官杀掉，袁绍等人又屠杀宦官。凉州军阀董卓趁乱进军洛阳，废掉刚继位的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汉献帝），自为相国、独揽大权，并放纵其羌胡化的凉州士兵奸淫掳掠。
董卓的倒行逆施激起举国愤慨，地方州郡长官起兵结成关东联盟合力讨伐。董卓挟持献帝、驱使洛阳百万人口西走长安，手下士卒肆意烧掠，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尽成瓦砾。
董卓被吕布刺杀后，其部将继续作乱、自相残杀，长安城白骨累累，关中地区人口损失殆尽，两京都市区的繁盛毁于一旦。继羌汉战争、党锢之祸和黄巾起义之后，董卓之乱终于摧毁了帝国根基，军阀豪强纷纷登场，汉末三国的大乱局开启。
凉州既有农耕地区，也夹杂着宜于放牧的草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此交通融合。但凉州更是双方必争之地，早在战国时期，秦国就驱逐了处于凉州东部的西戎等游牧部族，设置了陇西、北地等郡。对于汉人来说，当时的河西走廊还是化外之地。汉武帝在位的前121年，霍去病两次远征河西、大败匈奴，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地从此进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成为凉州的河西四郡。
以凉州为主体的西北边疆长期与匈奴等游牧部落处于战争状态，早就形成勇武彪悍民风，所谓“高上勇力，人精骑射”。西汉精锐的羽林和期门骑士，主要从“六郡良家子”中挑选，这六郡中就有四郡（陇西、天水、安定、北地）属于凉州，李广、赵充国、甘延寿等很多西汉名将都是六郡良家子出身。两汉一直就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凉州就属于关西（函谷关以西，包括凉州和三辅等地）地区。
一方面，凉州紧邻西汉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是帝国核心地带的军事屏障。另一方面，帝国向西扩张的前沿和桥头堡就在凉州，既可以通过凉州掌控西域，断匈奴之右臂，以西域诸国之力牵制消耗匈奴、减轻西汉的军事压力；也能凭借河西走廊隔断匈奴和羌人的联合，进一步削弱匈奴，压制羌人。匈奴的著名歌谣“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就表达了失去河西的极度哀痛，河西地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世代行伍的军人家族在凉州很普遍，比如陇西郡的飞将军李广之李家。李广历经文帝、景帝和武帝三代，终生与匈奴人作战。李广的三个儿子都是军官，幼子李敢因战功被封为关内侯。名将李蔡是李广的堂弟，屡立战功，封乐安侯后弃军从政，被武帝任命为丞相。李广之孙李陵，在公元前99年的俊稽山大战中率五千步兵和弓弩手，与匈奴八万骑兵激战十余日，虽败犹荣。
凉州是关西地区的主要部分，由于其险要的军事地理位置并紧靠政治中心长安三辅地区，在西汉一朝受到高度重视，关东（包括太原郡、上党郡、河南郡、弘农郡等在内的以东和淮水以北地区）则是华夏文明的中心，拥有发达的经济和优势的文化。实际上，“关西、关东两者之间政治军事重心和经济文化重心的分化，使得西汉帝国东西两大部分有很强的互补性、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
到了东汉，这种平衡被打破了。
汉光武帝刘秀是南阳郡人，为其打天下的“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来自南阳和邻近颍川郡受过良好教育的地方豪族。东汉立国时，这些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功勋宿将为了家族利益，自然不愿定都远离故土的长安，何况长安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位于关东的洛阳在王莽时代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更关键的是，洛阳与南阳和颍川相邻，文化风俗接近。东汉定都洛阳，关东地位骤然上升。
对凉州地位更进一步的打击是匈奴问题的解决。公元48年（光武帝时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东汉，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汉章帝年间，南匈奴与东汉联合夹击北匈奴，迫使其西迁，此后北匈奴从中国古书中消失。按照前述，控制西域主要是为了打击削弱匈奴，凉州则是通往西域的孔道。
既然匈奴不再构成严重威胁，东汉对西域的经营就远不如西汉那样卖力，到了后期，甚至完全丧失控制。西域战略价值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凉州被东汉朝廷冷落，乃至边缘化。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开始，儒家思想获得了合法的统治性地位，此后儒学素养成为选举官员的重要依据。东汉继承前朝，将选拔官员的”察举制“完善细化。察举是指州郡长官自下而上地向朝廷举荐人才。察举制度考察的科目有很多，包括“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明经”等等，孝廉逐渐成为最主要的一科。
“孝顺”和”廉正“是儒家道德观的体现，孝廉一般被儒生士人获取。孝廉的举荐权也掌握在儒生士人出身的州郡官僚手中，而且从东汉中期开始，察举者（候选人）必须参加公府考试。于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充斥于从中央到地方的东汉各级政府。
富裕文明的关东地方大族，能为族人提供“明经取士”所需的良好教育，所以东汉士人和官僚多来自关东地区。按照学者刑义田的研究，史载265个籍贯已知的东汉孝廉中，仅有两个凉州人，其余大部分来自关东的南阳、颍川、汝南和陈留等郡。关东大族还通过联姻、门生故吏等关系形成复杂的人脉网络，帮助他们的察举者进入官僚体系，并排斥关系网络之外的士人官员。
官员选拔以儒家文化和知识为标准后，擅长军事的凉州人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与关东士人竞争。如前所述，相当大比例的凉州居民为军人、难民和赦免罪犯，到了东汉一朝，大规模向凉州迁徙赦免罪犯成为惯例，如此人口构成的文化程度可想而知。
凉州军事重要性下降，政治边缘化，文化遭歧视，凉州武人何去何从?
匈奴已不足为惧，但西北羌人成了东汉极为头痛的边患。
匈奴与两汉为敌时，在草原上形成了部落联盟性质的帝国，最多就分裂为南北两部，而羌人近百个部落，却始终没有统一政权，只有为了复仇和劫掠的临时联合。这些小部落从各自利益出发，对东汉“忽叛忽降、累以反复”。羌人整体上或许不如匈奴强大，但东汉对羌人的每次胜利不能巩固下来，因为只解决了个别部落的问题，而且也很难保证这些部落日后不会反复。这是东汉耗尽财政也打不赢战争的原因之一。
凉州诸郡文官的根基和利益都不在凉州，他们肆意剥削本地居民，每次羌人叛乱，不能认真抵抗，甚至打算迁移郡治（郡守府署所在的县）以躲避羌乱。东汉中枢也数次考虑放弃凉州，在以关东官僚为主体的中央政府眼中，落后混乱的凉州竟成了鸡肋。不过，朝中尚有超越地方利益的有识之士，比如豫州陈国人、太尉府郎中虞诩，就力阻弃凉。
羌乱不只是凉州本身的问题，放弃凉州会引发连锁的负面后果。与凉州紧邻的西京长安及三辅地区（京兆、冯翊和扶风三郡）就将直面羌人的侵袭。三辅之重要性已不如西汉时期，但在东汉前期仍然经济繁荣、人物辐凑，中高级官员出自扶风、京兆两郡的人数仅次于南阳郡，更何况三辅还是京都洛阳的防御屏障，不容有失。东汉后期羌乱日盛，三辅地区也屡遭破坏，人口下降，但作为洛阳的军事缓冲仍然非常重要。
长期羌汉战争祸乱凉州和并州，波及关中和益州等地，西北地区人口锐减，战争开销巨大，东汉政府财政几近枯竭。仅第二次羌汉战争就花费了240亿钱，第三次羌汉战争持续较短（139-145年），也达到80亿钱。后两次战争费用虽无全面统计，想必惊人。从人员损失看，140年凉州陇西和金城两郡的注册人口只有西汉时的10%，北地郡只有5%。东汉人口瞒报问题很严重，灾害和疾疫也会造成人口下降，但战争导致的死亡和外逃无疑是重要原因。
羌汉战争久拖不绝带来惨重的人员物资损失，加上朝廷放弃凉州的打算和实际行动，凉州人无论汉、羌、胡，对帝国政府的不满和怨恨与日俱增，最终在东汉晚期演变成联合叛乱。
东汉中枢还是认识到了关东兵将的无能是羌乱屡讨不平的原因之一 。115年起征用“长枪快马”的边郡汉人和羌胡骑兵，尤以后者为主。对羌战争后期，护羌校尉营兵是主力，其构成就是湟中义从兵（羌化的大月氏后裔）及其他羌胡。朝廷对凉州豪强、军事家族尚存疑虑，掌握军权的仍是关东内郡将领。
第四次羌汉战争（159-168年）爆发后，关东诸将又屡战屡败。朝廷被逼启用熟知羌事的凉州籍武将，这其中功绩最著者是”凉州三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前述西汉凉州名将都是以军人身份开始职业生涯——要么是精锐的皇家羽林和期门骑兵，要么也是军官和普通骑兵。但东汉中后期之后，以凉州三明为代表的凉州籍武将大多是从文官起步，后因军事才能被认可，才转为武将。
皇甫规和张奂两人更是儒学造诣深厚的名士，这在”寡于学术“的凉州并不多见。皇甫规做过十四年的私学经师，精研《诗》《易》，教授学生三百余人。张奂专修《欧阳尚书》，他认为东汉学者牟建对尚书的注解《牟氏章句》浮辞繁多，将其从四十五万字删减为九万字。被宦官陷害后，张奂闭门教学，门徒千人，著有《尚书记难》。凉州三明里学术最不济的段颎也“折节好古学”。
皇甫规、张奂、段颎先后率领比前朝数量少很多、但更精锐的军队，打赢了第四次羌汉战争，东汉暂时摆脱了羌患。凉州三明达到了事业高峰，但他们被关东士人集团认可了吗？并没有！这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表现最明显。
168年，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两人位列党人“三君”）谋诛宦官，事泄。中常侍曹节等人假借皇权，“矫制”命当时在京的张奂与少府周靖率虎贲军、羽林军围攻窦武，窦武自杀，陈蕃也被杀。张奂进京之前，以“不事宦官”被阉党贬斥，这样的政治立场，加上张奂的家族背景、学术文化修养与关地区东的党人名士没有实质差别，为何会在党人与宦官兵戎相见时，成为宦官的帮凶呢？被宦官蒙蔽是原因之一，但张奂何以对“ 名士有识所共闻”的义举茫然无知？
事后张奂悔恨不已，毅然站到党人一边，要求为窦武和陈蕃平反，并力挺其他党人，深遭宦官怨恨。皇甫规认为涉及党锢之祸的都是天下名贤，他作为凉州名士，竟没有参与，实在是耻辱。他费尽心思向党人名士靠拢，亦获得认可。最终，两人皆被阉党诬陷，免官归家。
凉州三明里的段颎走了相反的政治道路。镇压羌乱时，皇甫规和张奂都恩威并施，抚剿并用。段颎力主剿羌，但过于嗜血好杀，学识文化又不高，不可能像皇甫规和张奂那样融入名士主流。段颎对羌人的血腥杀戮就是日后羌乱再起的原因之一。他进京后，立刻投靠阉党，官路顺畅，竟做到太尉。后因宦官王甫罪行被揭发，段颎遭牵连，狱中自杀。
如前所述，绵延百年的羌汉战争令东汉帝国权威大大削弱，财政也到了破产边缘，只能变本加厉地盘剥下层人民，关东和关西地区的百姓忍无可忍。184年黄巾起义迅速席卷帝国中东部，同年凉州叛乱再起，是为第五次羌汉战争。东汉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皇甫嵩是皇甫规的侄子，以沉重打击黄巾军威震天下。皇甫嵩部下阎忠劝他趁有威名、有兵权之际，自立为帝，抛弃腐朽的东汉王朝。皇甫家族世代忠良，阎忠的一番劝说并不能打动他。
跟随皇甫嵩镇压黄巾起义战功卓著的傅燮，是西汉著名外交家傅子介之后，也出身凉州大族。后来傅燮出任凉州汉阳郡太守时，遭凉州叛军围困，以身殉节，但傅燮却嘱咐儿子傅干可以“见有道而辅之，以济天下”。凉州精英大族能为东汉尽忠守节，但下一代却可以自主选择。
段颎的性格作风、文化水平与董卓接近，在他的推荐下，董卓成为司徒府中的僚属。这本可以成为董卓平步青云的机会。因为在东汉，三公府僚属升迁的机会特别多，可以很快做到郡太守、九卿等两千石的大官。但凉州三明的例子在前，就算做到三公之首的段颎，不是很快就死于政治斗争吗？更何况，以董卓的学识修养秉性如何能在一个士大夫为主的官僚体系中吃得开？
东汉朝廷确实打算让董卓做位列九卿的少府，但少府只管理皇家的琐碎事物，而且兵权也没了。在董卓看来，凉州三明最大的败笔，就是放弃兵权，所以董卓公然抗命。
董卓上路之时，汉灵帝驾崩，洛阳政局大乱，宦官杀掉大将军何进，袁绍又诛杀宦官。董卓嗅到了机会，不顾朝廷下诏阻止其进兵，直奔洛阳，董卓之乱开始。
西汉对外扩张之时，凉州武人以地缘优势和尚武善战赢得帝国精英的地位，汉武帝之后，儒学逐渐成为成为帝国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武人地位步入缓慢下降通道。东汉政治中心东迁，匈奴问题解决，凉州的边缘化不可逆转，关东儒家士人控制了官僚体系，获得了相对凉州武人的全面优势。内向守成的东汉帝国面对绵延不绝的羌人叛乱，没有及时地启用凉州武人，反而多次酝酿抛弃凉州。
董卓与其手下凉州兵将的疯狂破坏杀戮，摧毁了帝国繁华的两京地带，也亵渎了汉室皇权。权威不再神圣，神器可以觊觎。关东联盟中的官僚和士大夫领袖认识到乱世中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加速了士人大族武力化的进程，以累世公卿汝南袁氏的袁绍、袁术兄弟、曾经的党人“八及”之一刘表，“八厨”之一张邈等为代表。袁氏兄弟更是早早地做起了皇帝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