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师沈从文的影响下，汪曾祺从20多岁起就开始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但他真正“走红”却是在60岁以后。
“文革”前，汪曾祺只出版过两本著作：一本是1949年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邂逅集》，另外一本是1963年1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汪曾祺只写了《羊舍一夕》《看水》《王全》三篇短篇小说，三篇加在一起不足4万字。从1949年到1963年，长达14年时间，就严格意义上的真正写作而言，汪曾祺几乎是一片空白。
“文革”后，汪曾祺“春来老树发新芽”，创作热情空前高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学艺术界迎来春天。刚从“文革”中挺过来的汪曾祺备受鼓舞。这一年他一连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近万字的《读民歌杂记》，另一篇是长达1.5万字的《论〈四进士〉》。“文革”后汪曾祺首次提笔写下的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不是评论、不是剧本，而是两篇带有研究性质的论文。这实在是饶有兴味。
1979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汪曾祺的小说《骑兵列传》，这是“文革”后汪曾祺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从此，汪曾祺一发不可收拾，文章像泉水一般汩汩而出。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5月，不足两年时间汪曾祺共创作出小说11篇。1980年10月，《北京文学》发表了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受戒》一经发表立即引起文坛震动。人们惊呼，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受戒》发表5个月后，由读者投票推选的“《北京文学》奖”揭晓，《受戒》名列其中。这不仅是对其文学作品的肯定，也是对汪曾祺沉寂多年后终于在文坛复出的肯定。此时汪曾祺整整60岁。
1981年，汪曾祺连续发表《异秉》《大淖记事》《岁寒三友》《鸡毛》《徙》等多篇佳作，如此“井喷”实属罕见。其中《大淖记事》最初发表于《北京文学》，同年6月被《小说月报》及《新华文摘》杂志转载，后荣获“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1981年度“《北京文学》奖”，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流传海外。《大淖记事》获全国性殊荣，这让汪曾祺声名大震、身价倍增。同年10月，受江苏省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衣锦还乡，回到他阔别了40余载的家乡。
此后，汪曾祺新作不断，几乎每个月都能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的小说、散文、评论以及剧本等。与此同时，各种荣誉和头衔也纷至沓来。1984年，散文《老舍先生》荣获“《北京文学》奖”。1985年初，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汪曾祺当选理事。10月，即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这一年汪曾祺65岁。
1987年对于汪曾祺而言，可谓是好事不断。年初，他光荣入党，为此《文学报》特别报道。10月，《汪曾祺自选集》出版。与此同时，他应安格尔、聂华苓夫妇邀请，赴美参加为期3个月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12月，汪曾祺被聘为北京市艺术职务系列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并被北京京剧院聘为艺术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汪曾祺担任美孚飞马文学奖评委、文汇文艺奖评委。1993年10月，记录和总结汪曾祺近半个世纪创作的《汪曾祺文集》出版，重印三次后，荣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三届文学艺术奖。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曾祺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汪曾祺参加完四川举办的一个文学活动后返回北京，准备接受江苏电视台采访并计划到浙江参加文学活动。5月12日夜里，汪曾祺突然吐血，连夜送入医院，4天后，抢救无效，溘然长逝，享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