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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三好官员王士性如何评价各省人

2016-12-20 08:36:34

《广志绎》是一本人文地理书籍,成书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作者是王士性,明代浙江临海人(浙江台州)。王士性其人,知名度不高,一生也没做太大的官,曾在广西、河南、山东、北京、南京等地任职,仕途最高至正四品的鸿胪寺卿,掌管明朝的朝会、宾客、吉凶、仪礼等方面业务。虽然王士性其人没什么名气,但是他写的一些书,使得他在数百年后为今人所关注。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注意到了王士性的历史地位,谭老曾于1983年发表了《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原载《纪念徐霞客论文集》)一文,将王士性同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作比较,他认为,《徐霞客游记》这本书地理价值比《广志绎》高,但是《广志绎》在描述各地的人文风俗上要比《徐霞客游记》强,两个著作各有千秋。


因为王士性曾在各地任职,所以他有机会到各地了解风土人情,以下介绍一下他在《广志绎》这本书中是如何评价各省人的。当然,由于作者阶级立场、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他对一个地方的评价不一定客观,甚至会带有偏见。所以首先要说明几点:一是作者叙述的对象的是明万历朝时的某地以及某地的人,而不是现在,古今有差异;二是这是作者个人的看法和观念,不一定准确和正确,只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所以,请以平和心态待之。


他眼中的北京人。他认为北京人,“都城众庶家,易兴易败”,即认为北京人容易暴富,也容易破产。北京以外的人致富,大多是老百姓自食其力、积累了几代人才实现的,但是北京的富人却常常是暴富,乃至非法致富,要么是买了个老宅子不小心挖到了地窖的金银财宝,或是恶人勾结权势侵占公家财产。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北京人没有节约意识,有了钱就花,买这买那,好吃好喝,迎来送往大手大脚,经常会一不小心就把积蓄花没了。他提到,北京人很喜欢旅游,特别是女子,每逢佳节多出游,或近或远,例如清明节出去踏青,阳春三月去松林野炊啥的,一直到中秋天气变冷之后才不怎么出来玩儿了。作者说,北京老百姓不太会做生意,有钱人赚一年的钱就花一年的钱,没有什么规划,普通老百姓也不太懂生意经,例如在北京做生意赚大钱的多是外省人,而北京的老百姓一般是当车夫、牵驴的、运煤的、搬砖的。此外,吃东西比较喜欢吃辛辣的,性格比较直,遇到矛盾容易打架、比狠。同时提到,北京的女子要比男子厉害,遇到官府找麻烦,一般都是女子出头应付,而让自己的丈夫躲在家里不要出来。


他眼中的姑苏人。他认为姑苏人很聪明,对前朝字画很有研究,模仿古画常常让人不能分辨真伪。姑苏人常常会引领全国时代风尚,姑苏人要是觉得什么物件或者什么行为雅致,很快就会影响到各地文人,同理,一些庸俗的趣味也会因此传至大江南北。姑苏人的茶几、床榻的材料,流行使用紫檀木和花梨木,很少有雕刻,如果雕刻的话,也是用商周秦汉的样式,所以,全国的文人、富人也开始效仿这样的材质和款式。姑苏人对那些精致的小物件很讲究,例如雕刻过的小石头和竹片等等,只要是奇货,姑苏人都愿意花大价钱买,甚至相互竞价,弄得一些物品市价极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收藏品市场过热、泡沫很大。


他眼中的河南人。他提到河南自古为中原之地,是很多古代圣贤、明君的家乡,认为这个地方有古代遗风。他认为河南这个地方藩王太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实在是重,例如仅开封的藩王周王的后裔,到万历朝时就有郡王四十八位,宗室人员达五千人。地位低、没有俸禄的宗室人员,不得不去当苦力,而俸禄很低的宗室又没有能力向朝廷申请正式的名字,因为宗室的名字需要朝廷定,所以有的宗室成员六七十岁了还只有乳名。这些宗室人员,有俸禄的是勉强糊口,无俸禄的后代过得比百姓还苦,虽然有宗室之名,实际上跟被囚禁的犯人差不多,因为宗室成员原则上是不能去当农民、商人这些。他认为河南人继承了古代风俗,这里的人朴质直爽,说话很少骗人,一旦说谎话被揭穿,则会脸红、汗颜而不再辩解。他提到当地一个很好的风俗,一是亲朋遇到熟人破产无以为生时,会召集一帮人出钱帮他脱困;二是会定期邀请亲朋AA制聚餐,聚餐完后多余的钱就交给组织者保管,以后如果谁家遇到丧葬等事无力承担,则由组织者拿积累的钱来解决。还提到,很多洛阳人喜欢住窑洞,并不是因为贫穷,因为里面冬暖夏凉,且室内干燥,储藏粮食的不易霉变。他提到河南南召这个地方有很多矿工,裹足缠头,以开山、开矿为业,这些人成百上千聚在一起,由一个首领领导,在普通老百姓不去的陡峭深山里开矿,有时也会敲诈勒索富人,或干杀人越货的坏事,地方官一般不敢管。他还注意到河南地区的南北差异,提到驻马店确山县以南地区,多种稻田,习俗上更像湖广,确山县以北地区基本都种麦子,像北方。


他眼中的浙江人。他认为浙东和浙西风俗不太一样,浙西风俗比较奢侈,喜欢收藏各种物件,富豪也多,富豪家里仆人成百上千,出入排场大,生活奢靡。浙东人相对敦朴,比较节约,有上古遗风,很重视气节,很少有大商人。他把浙江人分为三个类型,宁波、绍兴这边读书氛围比较浓,很多读书人以文字为生,例如帮人写书,帮人打官司,这些人一般在外地谋生。金华、衢州的人比较勇武刚健,性格比较强硬,遇到问题解决不了就去诉讼,很多地方官衙的低级杂役都出自这些地方,因为他们能镇得住场。台州、温州等地,因为靠山靠海,所以基本是渔猎、种田为生,商人们也很少去外地。他解释了这种差异的原因,他提到杭州、嘉庆、湖州是平原地区的水乡,是“泽国之民”,金华、衢州等地区地处丘陵地带,是“山谷之民”,宁波、绍兴、台州、温州靠近大海,是“海滨之民”,三地各有习俗。“泽国之民”因为河道便利,所以物流发达,商品经济繁荣,百姓容易致富,习俗也奢靡;“山谷之民”因为靠近山区,所以性格刚强,容易因琐事争执乃至犯法,习俗俭朴,心气也高,不太把那些富裕缙绅放在眼里。“海滨之民”,出海打渔,常常同惊涛骇浪作斗争,九死一生,赚钱不易。因为可以打渔,所以浙东百姓不会太穷;因为贸易不繁荣,百姓也不会太富。浙东贫富差距小,百姓之间相处融洽,习俗不奢不俭。他还提到,绍兴和金华这两个地方,很多人都去外面谋生,那是因为这里的人越来越多、田却只有那么多,不得不外出。这些人当中,头脑灵活、口才好的人很多都在北京从事打官司、管家等方面的工作,北京人,从富豪到平民,对这种类型的人需求很大,遇到难事也基本都是这些浙江人帮忙参谋、打理;此外,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在北京皇城西南门附近经商,形成了巨大的规模。而东阳、义乌、永康人,性格强悍,不安于种地,当年倭寇侵略浙江,这些地方的人是抗倭主力,所以嘉、万年间明朝基本消灭倭寇之后,这些地方的人有的当了武将,有的因为立功得到了重赏,且朝廷了解他们的战斗力,所以全国各地的要塞堡垒,有很多浙江兵。但这些人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越来越桀骜不驯、难以管教。


明人吕文英所作人物画


他眼中的江西人。他认为江西这个地方书院教育发达,民间讲学之风很盛,王阳明的“心学”在江西很流行。江西人稠地狭,当地人如果不外出,很难糊口,而这里的人也有一技之长,例如看风水、看星相、医术、造车、木工等等,基本不是靠矿业等自然资源为生,而是靠技艺。特别是江西抚州人,很多人都外出谋生,作者说他曾经去云南,发现云南的汉人,很多都是抚州人,抚州人最开始是来云南做生意,基本仅限于城市,后来作者发现,就连当地土司管理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很多抚州人,甚至一些抚州人在土司地区作了土高官。江西人以种田为生,比较勤快和俭朴,因为地少人多,生存压力大,所以忧患意识较强,享乐风气不重。老百姓赚了钱,一般会存下来以备急用,生活上也是量入为出,不铺张浪费,很少有奢侈的宴席或请戏班子唱戏。即便是没有钱作盘缠,江西人也会借钱出去谋生,所以,即便是遇到荒年,江西也很少有饥民,因为不能糊口的人早就外出了。江西人这种勤俭和居安思危的性格,使得他们因此受益,而其他省份的一些人,如果今年有余粮,剩的多,就买车买衣;剩的少,就吃喝玩乐,总之,不把钱花完就不甘心。作者提到,江西这个地方门第观念很重,宗族观念也比较强,人们比较爱面子,有些人虽然因为贫穷未能按时交田赋,但是只要家里还有能干活的人,就会发奋工作,努力把欠的钱还上,乡里亲戚也会帮助他。之所以这么努力,是因为这些人怕因为自己欠钱而在地方上名声不好。此外,江西人给自己的孩子取乳名也很有特色,基本都叫“乾一”、“坤二”、“离三”、“震四”等这样八卦风格的名字,主要是为了方便宗族算辈分、长幼和支系。江西人长大了也会使用乳名,这给当地官员断案带来了不少麻烦,这些人遇到诉讼,汇报姓名时故意说乳名,所以被起诉或被通缉时,有时一个案子里原告和被告名字可能一样,一不小心就会混淆,这让官员十分头疼,弄得案子很难办。


以上是《广志绎》一书对明代部分省份人的评价和论述,毕竟是作者个人之见,读者看看即可,切莫争执。同时,由于省份太多,内容量太大,本文篇幅有限,故暂写这几个地方,其他地区之后再写。


参考文献: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原文:明朝三好官员王士性如何评价各省人